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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游戏- 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战争预期与国家建设:我所知道的广西河池三线建设

2026-01-08 2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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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生都知道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重要论断:“战争制造国家”。但是,蒂利更多强调的是战争如何通过征税和军队建设塑造现代国家的财政和军事体系。他既没有解释战争如何促使国家机构动用何种手段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关注战争的威胁——即应对潜在战争的主动准备——如何驱动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他的理论所解释的是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早起绝对主义国家政权的形成(state,不是作为有领土、人口、政府的一个政治共同体-country),而没有解释战争或战争威胁对一国工业建设的影响。因此,“战争制造国家”的论断应修正为“战争制造工业化”——无论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清政府,还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华民族,无不需要快速工业化,形成能够击败侵略者的军事能力。这也与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的发现一致: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推动了西欧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最终席卷全球。作为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新中国一成立,就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交通等领域的现代化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是自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深刻认识到的道理:一个国家只有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才能免于他国侵略和战争的威胁,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心一意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的中国,面临了非常真实的战争威胁:南方,美国通过越南战争间接对华施压;东面,政府时时准备从台湾;北方,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使得中国国家建设面临双重矛盾:一方面必须持续快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又必须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我最近翻阅《年谱》,在1970年代,他和外宾谈话时经常要讲到当时的战争危险。他主要讲一是战争危险在增加,二是讲我们要做好准备,而只要我们提高警惕,战争就可能来得迟一些。在这种背景下搞建设,就是一方面要搞常规的建设,又要搞应对战争的建设。为了应对战争搞建设可能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比如,要把工业建到大山里,这增加了建设的成本、降低了效率;要把国家大量资源投入到军工相关的部门,这损害了国家总体的发展质量、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一方花费巨大的成本做战争准备,却可以给另一方发出可信的信号,从而降低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因而降低了战争的危险。

  桂西北地区地形险要、资源丰富,成为广西区内的小三线建设区域。历史上,桂西北这片区域既没有足够的河谷与平原地带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定居社会和经济活动,也因险峻的地形而无法与外部世界联通。的确,整个八桂大地只在柳州、来宾之间有一片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即柳江平原;另外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就是南宁的周围,可以称为邕江平原。因此,历史上广西地区的经济和人文重心一向是沿着沿桂林—柳州—南宁—交趾这一条走廊展开,中原王朝对广西地区的经营也主要集中在柳州和邕州(南宁)两片区域。从柳州向西北沿龙江逆流而上,过了宜州后往河池(今金城江)、南丹、天峨方向,这一带已经属于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所界定的 “Zomia 区域”。这片区域包括越南西北、老挝北部、缅甸北部、中国的云南、桂西北、贵州、四川西南的广袤山地世界,在过去几千年里均是国家力量难以进入的各种原住民部落组织居住的地方。

  因为选定桂西北作为广西的小三线年,百色的三个县、南宁的一个县、柳州六个县划出来组建了河池专区。从此,河池与百色成了广西两个非常相似的专区(地区)——二者都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山区、贫困地区——即“老、少、边、山、穷”。我1991年考上大学,在学校里碰到来自百色的同学,一起自嘲河池与百色是广西区内的一对“难兄难弟”。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话来说,这两个地区是一对“最大相似性案例”,而自1965年起,两个地区的发展也构成了一个自然实验。统计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两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已形成了巨大的差距。造成这一“河百分流”的原因,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得河池在短时间内建成了十分显著的工业体系,而没有三线建设项目的百色,工业化则持续迟滞至八十、九十年代。

  当划出原本属于百色、柳州、南宁的十个县组建新的河池专区,在金城江成立的地委和行署各部门主要工作人员,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调动过来的。此后几年来建起来的厂矿、企业的设备、员工,有的是整个厂从外地搬进来的,有的由外地的“母厂”派队伍过来支援建设起来的。一个地委行署所在地(金城江区),除了党政机关和工矿,还需要配备各类社会性机构,如邮电局、供销社、百货公司、医院、书店、招待所、文工团、广播站台、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等,而这些机构的骨干,也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调过来的。因此,金城江的人口、城市规模在很短的时间里急剧扩大,各个大院、办公楼、商业楼宇如百货公司、邮电局、新华书店、汽车总站等,也迅速建设起来。

  一个县城、行署所在地乃至一个单位里的大礼堂,在上世纪很长时间里,都是当地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地点。有政治活动的时候,它往往是开大会的地方;平时又是看电影、看戏的地方。我们读书的时候,全班十几个同学曾经在一个周末相约去地委大礼堂看了一场热映的从台湾进口的电影,我还先到市中心叫了家在新华书店的好朋友一起。赶到大礼堂时,电影已经开映了,我们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着找的座位。我长时间的同桌、好朋友晓曦的爸爸是位于大礼堂旁边不远的地区歌舞团团长,应该是1991年的元旦,晓曦的爸爸在大礼堂的院子里组织过市里的花卉展。晓曦自然给了我参观的票,我和晓玲和她弟弟去观赏了。后来商业化兴起以后,大礼堂一带也开了不少冰花店、冷饮店的,很是热闹过。在今天,似乎城里某个地方还有一两家餐馆的名字带“大礼堂”三个字的(如大礼堂烧烤店),大约是当年开在大礼堂那里的。我们读书时参加合唱比赛的金城剧场如今也拆掉了,开发成了楼盘。但在金城江某个地方还能看到一家叫“剧场老奶”的米粉店,应该也是当年在金城剧场边上很火的一个粉店。

  这样组建一个新的地级行政单位和工业城市意为着,当年金城江居住的,特别是在地区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多数是广西区内其他地方来的“移民”。更不用说,一些工厂是成建制的从外地搬来或由外地一个“母厂”来建设的“子厂”。演贾樟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展现的即是一个从沈阳整体搬迁到成都建设的与飞机制造相关的三线企业。河池当地人说的是桂西北的本地话,语言分类上称为桂柳话。这指的是桂林-柳州区域的本地话,与四川话、贵州话、云南话一起属于西南官话(当然各个县城、乡镇之间的口音还是有一定差异。到了金城江读高中时,我们发现那些在金城江长大的同学之间,即便在课下聊天,也用普通话相互交谈。原来,金城江作为一个新组建的城市,不少人是来自广西区内不同地方,讲普通话(虽然也是带有浓重口音)的必要性很高,而中小学里也很强调学生学习和使用普通话。

  这实际上是一种“方言岛”现象。重要的例子是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因为在某一阶段外地人大量涌入,形成了城市与周围地区讲不同语言的现象。金城江的人讲普通话,并不是因为金城江相对于天峨、南丹的县城是“大”城市或现代化都市,而主要是因为金城江的新增人口来自不同的地方,普通话成了必要的沟通媒介。离金城江不远的柳州即是反例——从城市的规模、现代化的程度讲,柳州远远超过金城江。但柳州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外地人口突然大量涌入的过程,所以普通话在柳州的使用程度反而低于当年的金城江。金城江的人民机械厂是重要的一个三线建设兵器项目,生产步枪,就是由重庆的一个兵工厂来组建的。前些年我在金城江打羽毛球时认识一位球友,家里父母是讲四川话的,原来她父母就是从重庆母厂来到金城江建设人民厂的。

  除了天峨县城里软木厂的木糠,现在回忆起来,河池的三线企业给我的第一个物理印象就是河池冶炼厂的大烟囱了。我们在地高读书的时候,从教室的窗户看出去完全还是农田。但是远处的山脚下,是金城江一片主要的三线企业的建设区域,建有水泥厂、冶炼厂以及后来我姐姐工作过的通用机械厂等。有色金属冶炼会产生大量的含二氧化硫的废气,因此冶炼厂排污的大烟囱建在了高高的山顶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就像延安山顶上的宝塔!因为它建在山顶上,厂区是不会直接受到废气的影响了,但是每当它工作时,在远处的人们就看到它向空中源源不断地输送滚滚的浓烟。那浓烟升到高出后,就逐渐向各个方向散开,终归就笼罩了整个城市的有限的天空。我们的化学老师陶冶常常在课堂上评论这个烟囱,说冶炼厂把烟囱建到山顶上,要使排出来的废气全城利益均沾。

  那个年代,工业化的确意味着城市的污染。除了工厂的废气,城市的居民生活都要烧煤、诸多的工厂也要烧煤。而金城江作为一个山旮旯里的城市,污染物扩散条件很不好。我记得还在天峨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骑了一辆自行车,很多地方已经生锈。他说这个车子其实很新,只不过之前车子是在金城江某亲戚家里用的,而金城江是下酸雨的,所以居民的自行车生锈都很快。那时我只在化学课上学习过关于空气污染与酸雨的知识,听他说金城江的酸雨,觉得好神奇,同时也对金城江这“大”城市充满了向往。大约是拜金城江污染的空气所致,我则刚到河池读高中不久就得了过敏性鼻炎,还请假、借了同学的自行车起到市里的二医院看病,开了那时候电视上广告经常放的药——“鼻炎康”。后来在医院看病认识的覃冬林医生跟我说,鼻炎是很难治好的。确实,我此后鼻子就持续有过敏、干燥的症状。

  大家都知道三线建设遵循“山、散、洞”的核心原则:靠山就势、分散配置、进洞隐蔽。然而,河池这些三线企业的厂区深深“藏”在山谷之中的程度,不亲眼见到是无法想象的。我当年从未有机会到这些藏在山里的厂区去看过。直到多年后,有一次和骑友蓝杰一起骑进了六甲的河池氮肥厂,才真正地大开眼界。厂区的入口在两山之间狭窄的隘口,进去以后,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间,顺着山谷逶迤婉转的有限的平地里分布着宿舍区、办公区、公共活动空间(如灯光球场)和生产车间。我在另一篇随笔里写道,生产车间建有铁路轨道,顺着山谷直接联通到附近的六甲火车站,使原料和产品可以通过火车运进运出。我们穿过厂区里的各个区域,从厂区的另一个大门出来。回头看时,如果不是亲自进去走过,只会看到这高耸的石灰岩山峰间的工厂的大门,怎么也无法想象这翠绿山峰后面是一个如此完备的厂区。

  我不是厂矿子弟,没有在那些厂区里长大,但因为曾经在海峰家住过,我对厂区有很亲切的感觉。如今,每次骑车或开车到六甲,我都爱在镇上逗留,或在六甲氮肥厂区里各个区域、各个角落都转转。到龙江河的水泥厂码头游泳,看到厂区边缘那已经荒废了小花园、假山凉亭,都向我心里投来复杂的情感。我也经常刷到展示这些三线厂矿今日状况的视频,常常是斑驳的厂区大门、爬满藤蔓的宿舍楼、废弃的铁路支线、厂房、海报栏,等等。那些曾经轰鸣的机器声,和承载无数万吨货物的铁轨,如今已沉寂,成为工业遗迹接受着观者的惊叹。地产中介也在视频号里推送老厂区里供出售的单元,城区里一家名为“老厂区”的螺蛳粉店,也是我们爱光顾的。如此种种,都让我想起我当年的来自厂矿的同学,联想起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三线建设的各种复杂丰富的构成。

  河池的人民机械厂是三线建设期间建起来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专门生产兵器。它的入口在山脚下,过去无人能知道工厂大门里面的世界。如今,城市的建设极大扩展,人民厂旁打通了穿透山峦的隧道,日夜不停的车流从它身边经过。而人民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军工厂的功能,变成了一个依托老厂区改制的社区,原来的宿舍区重建成高高的住宅楼。好友蓝杰的一个朋友租了厂区里一部分废弃的厂房,改造成他的食品生产基地。我们因此将成了我们聚会活动基地,常在里面聚餐、party。每次来party进到厂区里,看到那些废弃的厂房和它们深厚高高的山峰,或夜里party结束我走出旧厂房,抬头看到那山峰之上静谧的苍穹,都会令我想象起职工干部们为战备而日夜奋战进行军工生产的景象。

  当年,走在金城江的街上,常常会看到穿军装的军人。偶尔也会看到挂了军牌的小轿车。不过,在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在金城江看到的军队的存在有何特殊之处,毕竟全国各地每个省有省军区、地区以及有军分区,县一级有人民武装部,许多城市还有驻军。最近读了关于三线建设的资料才知道,由于三线建设的强烈的军用、战备性质,河池的城市建设、工业建设一开始就是在军分区的深度介入下展开的。也因此,相较于非三线城市的军分区,河池的军分区的规模和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程度要更加突出。刘朝华的关于河池三线年河池专区成立后不久,河池地委、河池专员公署就成立了备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河池军分区。就三线建设来说,军工厂的生产任务、原材料的调配、完工的兵器军火的验收和与军需体系的对接等等,军分区都是其中的重要制度节点。河池专区与军分区一起组建了“三线四网”战备体系:“三线”即以民兵为骨干,按参战、支前、生产三条线编队;“四网”即交通运输网、物资供应网、医疗救护网、车船枪械修配网。

  与河池三线建设有关的还有许多值得仔细书写。我在另一篇随笔里已经写过金城江的铁路,但铁路在三线建设和城市中的角色,还值得另外单独再写。龙江河贯穿金城江、环江、宜山一线,自三线建设时期起修建了下桥、拔贡、六甲、拉浪、洛东等一系列水电站。我们读书的时候曾经到下桥电站去春游,而我哥在电力学校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些电站里工作,我读大学的假期里也爱去电站里找他们玩。如今,当年一起玩大的刘东,也在其中一个电站担任负责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将一条河的水能资源开发得如此彻底,堪称发展中国家电力建设的典范。这一梯级电站体系不仅为河池的工业化提供了电力,也成了全国后来诸多流域梯级电站体系的一个微缩模型,包括同在河池的红水河梯级电站体系。如今每每看到有关雅砻江、金沙江、以及最近的雅砻藏布江等重要河流上的水电站的报道,我就想这龙江河与红水河上的一座座水坝和它们后面的那一个个碧绿平静的水库,想象它们的转动的轮机和源源向外输送的电流。

  说回到当年金城江突出的军事色彩。军分区就在新建路上两棵大榕树的三角地与地委行署大院之间马路对面一个路口进去。“军分区路口”也是金城江一个重要的位置标的。90年代以后,军分区利用自己的部分房舍对办了酒楼、歌厅,一度生意火爆。若干年后某年春节,若愚、陈茹岚、仇英等几个老同学从外地回来,我们深夜游荡在金城江的各个角落,也溜进军分区的歌舞厅去喝酒听歌。如今,军产退出商业,军分区重新修起了围墙,歌舞景象不再。但军分区近旁的菜市场开发成了“新天地”商业中心。楼下还是一个菜市场,二楼是文艺青年步行街的模式,有许多家咖啡馆、酒吧,还有影院、儿童游乐场,健身房等,成为金城江新的商贸文化节点。每次有老同学相约,就在这里找间咖啡馆坐坐,或在酒吧吃烧烤喝啤酒。这里紧挨着车水马龙的新建路和曾经的大礼堂改成的思源广场,十分适合回忆往事和感叹这城市的变化、中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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